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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清代中叶考据学的形成与演化

作者:2014-10-13 15:49:00阅读:文章来源:未知
       中国传统的学术是以儒家学术为主线,道家学术为辅助的儒道互补的文化模式,在汉代形成,魏晋隋唐被玄学和佛学取代,宋明时期以理学形式复兴,到明朝末年再次衰落。然而,儒学伴随着清军入关,满族统治中原,不但没有被毁坏,反而以考据学形式兴盛一时,创造了儒学发展史上的又一个高峰。整理国故,埋头学术,实事求是的朴学作风开启了新时代的先河。
一、明末清初的实学新风
1.从理学到实学的转变
       从明朝末年到清朝初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极其重要的转折年代,也是世界历史发生重大转型,进入全球化的时代。从中国历史来说,封建专制制度已经从汉唐的上升期转变到宋明的衰落期,整个社会的活力被抑制,劳动人民的生产积极性被扼制,国家财政空虚,军事力量枯萎,几乎到了每战必败的地步。经济衰退与政权专断松动了封建帝国的统治基础,封建统治者只能依靠文化教化来约束人民的手脚和头脑,来勉强维护自己的统治,整个中华大地呈现出一幅世纪末景象。从世界历史来看’随着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麦哲伦环球航行,整个世界被连接在一起,促进了工业革命和航海技术的革命,铁甲船的出现,世界进入到了全球一体化的新时代,进入到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由对抗到交融的新时代。
       明末清初的中国知识分子对于统治宋朝到明朝五百多年的宋明理学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有识之士在思考自北宋建立之后的三纲五常的盛行到被蒙古铁骑,金人的弓箭所摧毁。而明朝又经历了同样的国力衰微,异族入侵的历史命运。两次极为相似的亡国之痛,在文化上的原因正是宋明理学的空滴无物,空谈心性,不敢面对社会现实所造成的。因此,冲破宋学的束缚,恢复中国文化学以致用的传统成为先进的知识分子的共同心声。中国文化思潮从宋明的尊德性到明清的道问学和求方法成为了学术内在的要求。经世致用,面对现实的实学成为取代宋学的必然产物。
2.顾炎武是实学的首倡者
       顾炎武生于1613年的晚明万历时期,卒于1682年的康熙年间。亲身经历了明朝灭忘和满清入关的历史变更。顾炎武的父亲是东林党人,反对明朝皇权专制。对于政治黑暗,奸臣当道有切肤之痛。顾炎武性情耿介,不流于俗,年少时就留心经世之学,遍读二十一史,希望开政治与学术之新风,提出了 博学于文,经世致用的口号。博学是要突破宋学只传经,不思考,不考证的习气,把经学、史学、考古相结合。致用是要打开思路,研究具体和现实问题,找到解决具体问题的方法和对策。顾炎武走出书斋,对农业垦荒、典章制度,音韵文字、甚至漕运水利都研究思考,具备了现代科学实证主义的思想倾向,是中国明末清初思想启蒙的先驱。
       在治学方法上,顾炎武要求广泛取证,参验耳目之见。抱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使命感,研究具体问题,管饭搜集资料,加以综合分析,得出具体的结论。还要结合自己的所见所闻,加以验证。在研究经学时,顾炎武提出要考证经文,讲求音韵,甚至连地理、金石之学都要参验。顾炎武学术兴趣广泛,治学方法多样,其代表作《日知录》的三十二卷内容广泛。包括经文、政事、世风、礼制、科举、文学艺术、外国地理和历史,可以说无所不包,无所不晓。
       在对宋明理学的态度上,顾炎武认为理并不神秘,也不神圣,人生本质之性,宇宙的本质之道,世间万物之理,都存在于具体的事物之中。做学问应当在具体事物上下功夫。这样就驳斥了宋明理学明心见性,超凡入圣的玄谈。
       顾炎武是明末清初实学之风的首倡者。从他开始反对宋明理学,关注现实,经世致用的洽学态度,注重考证的务实方法,为开启一个实事求是的新学术思潮做好了准备。
3.盛世修史的文化氛围
       中国历代王朝都有盛世修史、新朝定史的惯例,这是一个王朝寻求长治久安的必然诉求。每个新王朝建立伊始,首要的任务是总结前朝失败的教训,本朝成功的经验,以便为本朝建立规范,形成立朝体系。一旦发展到太平盛世,出现经济繁荣,百姓安居乐业局面,统治阶级就会热衷于文化事业,记录自己的文治武功。
       清朝的太平盛世出现在从康熙、经雍正到乾隆的一百多年间。康熙生于1654年,1662年八岁登基,在位六十一年,是中国两千多年封建历史中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康熙当政后,铲除了吴三桂为首的三藩势力,收复了台湾,平定了新疆和黑龙江流域。在经济上,康熙采取果断措施,制止了 跑马闥地,还田于百姓,并且大力兴修水利。这些政策,乾隆继续沿用。
       乾隆生于1711年,是康熙的孙子,雍正的儿子,1795年继位,在位60年,实际执政64年,是中国历史上实际控制政权时间最长的皇帝。乾隆继承了爷爷康熙和父亲雍正的既定政策,保持了国家的安定和谐。在政治上进一步整顿吏治,平反了雍正时期的一些冤案,理顺了人气。在经济上进一步幵发边疆,巩固了国防,保持了边疆地区近200年的和平局面。乾隆安定天下的措施是鼓励农桑之事,整修水利漕运。'通过六下江南,保持了与江南士族的良好关系,也保证了国家的财政的来源。
       由康熙开始,经过雍正,再到乾隆的长期稳定的发展,清朝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富足与兴盛局面,这就是康乾盛世。
       康乾盛世的文化政策是有康熙建立的。康熙当政时,清朝定都北京不久,江南士族的反抗情绪强烈。经过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的武力征伐与反抗后,世子学人复明灭清的愿望深藏于心,形成对清朝所有政策的抗拒。为了打破这种局面,康熙在文化上巩固了开科取士的政策,为天下饱学之士开辟了实现人生价值的途径,也扩大了自己的统治基础,消减了满足贵族统治集团与汉族地主士大夫阶层的矛盾。在常规的科举考试外,康熙还新设了博学鸿文科’给有特殊才能的人直接由地方官推荐,参加朝廷特设的考核,一旦通过,皇帝直接任用。
       康熙是一个勤政的皇帝,又是一位好学的皇帝。他向西方传教士学习代数、几何等新学问,接受了欧洲天文学、医学等方面的成果。康熙热爱文化事业,组织编著了一系列载入史册的文化成果。如编纂《康熙字典》、《清文鉴》、《康熙全览图》、《古今图书集成》等,合计六十多类,两万多卷。形成了图书文献编辑整理的风气。当时有谋士建议康熙重修长城,以抵御沙俄势力时,康熙自信地认为,从事文化建设,形成上下一心,齐心合力的局面,比修建长城的威力还 要巨大。
       乾隆皇帝生活在两千多年封建帝制时代执政条件最优化时期,康熙雍正两朝较为开明的执政理念,使国内外各种矛盾缓解,财政宽裕。乾隆像爷爷康熙一样热衷于文化事业,而且欣赏中国文化。乾隆一生写了4万多首诗歌,在六下江南中,考察明朝故地士子的情绪,与江南才子谈诗论道,其中钱大昕、王鸣盛等后来的学术大师就是在迎接皇帝的献诗会或者童子试中被选出和受重用的。
       乾隆完成了大量的文化建设工程,实现了爷爷康熙想完成而没有能够完成的事业。乾隆完成了顺治老爷爷开始进行的编修《明史》;总结汇总清朝开国以来的政府文献《皇朝文献通考》、《大清会典》;出版了文学艺术类的《唐宋诗醇》;农业方面的《授时统考》;医学方面的《医宗全鉴》;天文方面的《历家考成后编》。最能表现乾隆文化成就的是设四库馆,编成了中国自古以来最大的文献汇编《四库全书》。该书收录了 3503类文献,79337卷,装订成36000多册,是一部清朝的百科全书。这些伟大的文化工程,催生了学术界对文献版本、字义解读、校勘考证的研究热潮。
二.惠栋是考据学的鏹人
1.高举考据学的旗帜
       惠栋是清朝初期公开打出汉学旗帆,为汉学摇旗呐喊的第一人。他继承了明末清初思想家顾炎武的舍经学无理学的立场,开始了通经致用的尝试。惠栋生长在家学深厚的书香门第,从其曾祖父、祖父到父亲三代先人均以学问立身。特别惠栋的父亲惠士奇开始专注经学’对宋学提出了怀疑。宋儒只谈心性,不会穷经。空谈心性的结果是背离了圣人之言,不符合圣人之书。不认真钻研圣人之书,空谈义理,也许会背离圣人之意。惠栋接受了父亲的观点,进一步发现和揭露了宋学的弊端。
       惠栋认为之所以要反对宋学,提倡汉学,是因为圣人之言和圣人之书在汉代获得传承,在魏晋以后到宋明时期被宋学歪曲。主要表现在:1.宋学的理,横空出世,超越一切,但是没有根基。宋学把理字神化,也就失去了依托。2.在理与气的关系上,朱熹采用的是佛教和  道教的玄虚思维,采用理一分株的方式论证,是空中接花,水中生月,脱离了理与气相依相存的关系;3?理的指向错误。由于宋学空谈心性,玄虚空疏,虽然玄妙,但是对于治国安邦,国计民生,边防武备是有害无益,在异族入侵面前,只能临终一死报君王。所以,惠栋大声疾呼:古文古意,非经师不能辨,经书不可不考,经师不可废。考证古书,考据文献,是研究解读圣人之言和圣人之书的唯一可行的途径。
2.确立考据学的方法
       惠栋不仅在立场和态度上鲜明地提出了汉学的口号,打出了恢复汉学的主张,而且探寻到训诂、考证的治经方法,提出了 经之义存乎训的主张,把考证、训诂方法提升为清代汉学的标志。惠栋在《九经?古义述首》中说:经之义存乎训,识字审音乃知其义。是故古训不可改也,经师不可废也Z (惠栋《松崖文钞》卷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269)。说明了只有考证和训诂,识字和审音才能明白经书的真意;只有通过训诂方法,才能对经典进行疏解,了解和拿握圣人的原意。
       第一,因文解读的注疏法。惠栋继承了汉学对经书的注释和解释,要求根据文字和文章来进行注疏。注是对原文的注释与注解,是对原文进行的整体而简明的说明,完成古文向现代文的转变。疏是疏解,是对注和原文站在现代立场上进行的说明。传统的注疏法是先注后疏,疏不破注。注相当于今天的注释,疏相当于今天的说明。在清朝以前的文献学研究中,形成的惯例是经文一注一疏的三层模式。惠栋在探索中发现经文本身的状况十分复杂,古典文献中的经文有许多伪作,还有错字、漏字,造成了注的以说注讹。为此,惠栋打破经文、注和疏的三层模式,另立新的疏。新疏是解释注所依据的文献来源,也要解释注中取义的根据’甚至形成了自注自疏的模式。这样的新疏不仅仅说明注,而且帮助读者明白新疏取舍的根据,从而使传统的解释性的疏转变成了证明性的疏。形成了惠栋注明所断、疏明所本的格式。
       第二,形以辨讹,音以求义的训诂法。惠栋认为字形与字音是两类不同的考证的方法,字形的功能是辨证分型;字音的功能是指向字的本义,由于文字总是先有字音,后有字形,所以,字音为本,是考证的基础;字形是对字音的固定。考证经文应当字音与字形交互为用,才能发现经文中的微言大义。
       对字形的构造的考证可以发现前人的误传,造成经文的意义模糊。有的是把字形相近的两.个字错用,如巽(xim与選(xuan),字形相近,前人在刻印时错把選字刻印成巽字,選字在本文中是人名,交错使用杜選与杜巽,后人误认为是两个人,其实是一个人。在碑帖金石铭文中,这样的错误也是常见的。如河字被磨掉三点水只剩下可字。惠栋仅仅考证了《周易》一书,就发现错字70余处。审音是指通过古文字的读音来求其本义,找出原字的本义。在古汉语中,假借字多,把本字与新字的字义分开,只有通过读音来求其本义,字形与字义才能相通。在汉字中同音字占的比重大,很少有一个字只有一个音的情况,从同音字中找出本字,可以恢复古文的原貌。由于宋人从当时的官话字音改正了古音造成了错误。
       在识字与审音的关系上,惠栋更强调审音的重要性和优先性,通过字音求本字,以经证经,以经解经,能够剔出宋学对古经文的误读,恢复古经文的原貌,再进一步发现圣人的本意。
       第三,因知识义的校验法。惠栋考证经文是为了揭示圣人的本意,研究圣人对社会人生的看法,从而得出微言大义。包括考证典章制度、人文历史,需要运用各种学科的知识作为证据,才能准确解经。所以,在惠栋看来,儒学就是经学,而不是理学,经学就是要训诂考证才能发明本义,发明本义必须把这些结论再用当时的实例、史实和其它资料来校正。只有经过校正验明的结论才能作为定论。因此,训诂考证的第三个方法是校验法。
       惠栋在研究中,重视历史证据作为校验的参照物。中国古人重视盖棺定论,入验后要刻石立碑,由于碑石可以长久传世,惠栋把古文献与古代碑文、钟鼎上的铭文相比较,以便发现参照物,证明本经。由于碑文、钟鼎铭文多为古时作品,可以与经文直接参验。惠栋一生搜集了大量的金石文资料,编辑为。
       惠栋在校验经文时,擅长用乐律、数学历算知识来解经,甚至运用西方传教士传来的历法知识解释经文中的授民以时这句话,解释授时历。惠栋认为授时历采用岁差之法是正确的。对于岁差造成的原因,惠栋没有采用中国传统的黄道西移说,而是采用欧洲历法的恒星东移说,表现了惠栋对经文考证时检验的广度与胸怀。
       惠栋高举汉学的旗帜,确立了文字训诂的基本方法,要求解经要知古音,通古声,明字义,才能通经晓理。要掌握训诂的基本方法需要学习音韵学、文字学、校勘学等基本课程和训练,形成了清初汉学重视基本功培养,朴实求真的学风,从而开启了乾嘉学术的新风尚。
三、戴震是考据学的集大成者
1.拜见惠栋,高举考据学大旗
       1757年是清朝乾隆二十二年,戴震南下返回安徽老家去省亲。那时没有火车和飞机,最舒服的南下旅行是乘船沿大运河南下。南来北往的旅客都要在扬州暂住,换乘长江的大船再转往各地。戴震南下时,也需要在扬州换船。经朋友纪晓岚介绍就打算住在纪晓岚的亲家卢见曾府上。卢见曾是两淮盐运使,爱好诗歌写作,喜欢结交文化界朋友。在卢见曾府上,大学者惠栋、沈大成等正在编辑修订图书文献,经卢见曾引见,戴震见到了久已景仰的海内第一流学者,考据大师惠栋。
       年过花甲的惠栋生于1697年,比戴震年长27岁,是戴震的长辈^他一生治经以两汉经学为正宗,把恢复汉学作为己任,对于汉学的赞颂溢于言表。同时,惠栋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了宋明理学,简称为宋学。惠栋说.? 宋儒之祸,甚于秦灰:自从朱熹以后,宋学学风浮躁, 空洞无物,没有根基。一切结论都是凭空推衍出,对此,惠栋深恶痛觉。可是,朱熹创立的宋学传到明清时,作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官方学术,已经统治了五百多年,是皇权专制的理论基础,是国家选拔人才的科举考试的标准,天下谁敢向宋学挑战呢?这个人就是惠栋。惠栋为了扳倒宋学,甚至说:凡古必真,凡汉必好,一切以汉代的学术态度与方法为标准,公开批判宋学。
       戴震听着惠栋大师的滔滔不绝的宏论,心中长期积压的精神棚锁被打开了,这正是自己早就想说而不敢说的话呀。戴震是一个尊师重道的人,他的导师江永不反对宋学,也没有想过公开挑战宋学。现在听到惠栋大师的一席话,戴震明白了自己必须表明态度和立场,那就是冲破—切阻挠,恢复汉学,反对宋学。看到年过花甲的先生还在呼唤呐喊,戴震决心与惠栋站在一起,对宋学展开坚决的批判。
2.精审考据,超越惠栋,形成一家学派
       在汉学与宋学的争论中,戴震旗帜鲜明地尊崇汉学,反对宋学。与考据学大师、江南苏州的惠栋共同高举汉学大旗,结成j共同反对宋学的同盟,共同支撑起了乾嘉学派。所谓汉学并不是两汉经学,而是由清代学者尊重汉朝经学家考经的态度与方法,从客观的方法逐字逐句地考证。清朝汉学家把自己的学术渊源追踪到两汉,以便与宋学相区别。清朝的汉学家作风朴实,埋头苦干,又被后人称为朴学或者考据学。这一学在乾隆嘉庆年间称为学术主流,又被称为乾嘉学派。戴震走上批判宋学,提倡汉学的道路,是对恩师江永的超越,与惠栋站在了同一条战线。戴震的导师是江永,可是江永并不反对宋学,属于传统学派。戴震跟随江永学习时,对导师的征实之学最感兴趣,打下了坚实的考据学功底。三十多岁时,戴震南下遇到惠栋,坚定了戴震公开批判宋学,与惠栋共同推进汉学大业的决心。
       在学术主张上,吴派惠栋的态度和方法引起了戴震的思考,戴震决心把自己的心得与体会形成自己的方法,以便继续推进汉学大业。特别是在惠栋去世后,戴震走出了惠栋一切以汉学为标准的做法,纠正了惠栋的门户之见,使乾嘉学术走向了更加广阔的学术视野。
       戴震认为考证是研究学问的基础,音韵、训诂和文字是考证的基础,这也是超越空疏无物的宋学的必然。但是,戴震对惠栋的繁琐考证有有所认识,进而戴震提出了考据与义理不可分的观点。在考证中,戴震认为理性的分析与审查是必不可少的,提出了 分析条理,严密精审的治学方法。第一,治经中要旁敲侧击,互相印证,不宜信从孤证。一字不准,则不作定论。同时,又要从大处着眼,不可陷入枝节。做到钜细毕究,本末兼察才能识段精确。第二,戴震突出了精审和识断的重要性。精审是要求跳出考据,站在推论的立场上,要求逻辑的一致性’用客观的眼光评价材料’不可一味地埋头于考据:识断是不断地评价和判断,防止误入事物堆和故纸堆中。毕竟考经的目的是为了弘扬儒学先圣的本意,治经必究其源,才能治经不害,只传其信,不传其疑。
       惠栋去世后,戴震继承了汉学大业,把考据方法进一步完善,纠正了吴派惠栋的偏颇,把汉学事业推向为成熟的学科和客观的方法。在传授方法中和教授门徒中,戴震逐渐形成了考据与义理相结合的方法,为乾嘉学术中皖派的出现奠定了立场和方法。在戴震旗下,皖派著名学者包括语言音韵学家段玉裁;父子相传的学者王念孙和王引之;江南奇才焦循和皖旅文献的刻印者阮元等,可谓人才济济。
3.新辨理欲,剑指宋学的人学反思
       戴震是乾嘉学派中旗帜鲜明地向宋学公开宣战的革命家,是从哲学立论上对理与欲关系进行重新梳理、进而摆正理与欲关系的第一人。戴震批判了宋学的理与欲二元对立论,批判了先理后欲、理善欲恶论,重新摆正了理与欲的关系,把被宋学歪曲和颠倒了的理欲关系重新各归其位。戴震对理欲之辨与人性善恶进行了论证,建立了自己的人性论。从哲学本体论的高度对宋学的立论基础进行了深刻批判,达到了当时理论的最高峰。
       宋学把理欲关系作为中心命题,作为修身养性的立论之本,提出了 存天理,灭人欲的主张,把理欲关系完全对立起来,认为天理是善,人欲是恶,甚至建议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在宋学家看来,一个丧父的寡妇宁可饿死,也不允许再嫁,把天理置于人性和人的生命之上,暴露理1宋学藐视人性的丑恶嘴脸,
       戴震在抨击宋学过程中,认为仅仅从考证章句意义上否定宋学是远远不够的,必须从理欲关系这个宋学的核心命题上拨乱反正才能战胜和超越宋学。戴震纠正了宋学的理欲关系,从先秦儒家创始人孔子的性相近,习相远出发,延续了孟子的性善论,从人的生命的高度提出了 血气心知是一体的,人性与天理并不是绝对对立的,因为人性是由情、欲、知三方面构成的。欲是人的行为的发动机,是人对事物的内在需求产生的;情是由情感引发的喜怒哀乐的表达;而知是人脑对美丑是非的判断;三者都是人性的自然产物,是天然合理的,知的理论化就是理,理欲情知是相互依托的。
       戴震打破了宋学把理与欲割裂并对立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把天理还原为自然的情欲知识和理论,认为人欲是不能灭掉的,反而理者存于欲也。戴震指出人欲不可灭,只能进行节制,有欲而能节制便是理。宋学把理与欲对立起来,再把封建道德戒律塞进理中,把理无限拔高之后,用天理打压人性,制约百姓,这种理等于酷吏之法,酷吏以法杀人,犹有怜之者,后儒以理杀人,其谁怜之,这段表述击中了宋学的要害,揭露了宋学以理杀人的本质。
       在清代乾嘉学术中,戴震对理欲之辨关系的新解,矛头直接指向宋学,并且由浅入深,层层递进,控诉和揭露了宋学吃人的礼教,杀人不见血的理学,在人性论的高度批驳了宋学,达到了时代的高峰。
4:气化自然的哲学立论
       戴震痛批了宋学,揭露了宋学以理杀人的要害,而要彻底驳倒和战胜宋学,还必须正面立论万事万物的本质的哲学’做到不破不立,有破有立,破是为了立。戴震指出宋学混淆是非,长期危害人们思想的深层原因在于其理在事先的唯心主义哲学观,要想正本清源,必须建立气化自然的唯物主义哲学观。
       戴震认为,夫地人是整个宇宙的三元素,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人类的道德情感是从自然界的山川河海运动中产生的,所有这些现象的背后的本质是气,世界的本质是气化运行,气化运行创造出了万千世界,一切都是自然而然产生和发展的。自然在前,理是后来产生的,自然之前并没有理。气的形态是在流行之中,生生不息,按照一阴一阳的方向而进行着。天地之气在人的身上体现为血气心知。
       血气心知按照规则和调理来进行,则存在于事物之中,舍事物则无条理,人的感官欲望的味觉,听觉,接到人的血气运行。由此,戴震得出了 理在事中,理在气中的命题,认为理存在于事物之中,没有事物这个载体,理也没有安身之处。理在气化运行中,气之上并没有外来之理。
       戴震在哲学本体论上的气一元论思想是先秦和宋代唯物主义哲学的传承人。戴震十分欣赏北宋唯物主义哲学家张载气化自然的唯物主义观点,同时还高度称赞了明末清初王夫之的理在气中思想。戴震‘‘气化自然的论述,形成了对宋学唯心主义哲学观的持续性的批判和围剿,体现了传统儒学中相对开明和进步的唯物主义哲学的生命力和张力。
5.戴震的学术传承
       当年戴震因祸避仇逃到京城,生活没有着落,处在穷困療倒状况中。在著名学者钱大昕的介绍下,得以进入京城学术圈,得到了一大批文人及其高官的赏识,如礼部尚书秦蕙田聘请戴震参与编制典籍,后来钱大昕又把戴震介绍给了吏部尚书王定国,因为王定国尚书正在寻找一位高师来指点自己的公子王念孙。
       王定国是雍正二年即1724年的殿试进士,春风得意的王定国走上了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学而优则仕之路,进京做官,一直做到吏部尚书,官位一品,在皇帝身边负责全国官吏的调配监督,可谓大权在握,是各地官员争相讨好的对象。作为一个通过读书优异而改变了命运的知识分子,王定国深知知识可以改变人的命运,知识也能保住自己的家庭荣誉,能够给自己的后代以地位。所以,王定国特别在意给儿子请一位学问人品一流的学者,破费再多也心甘情愿。
       王定国的儿子叫王念孙,出生于1744年,比戴震小20岁,自幼跟着父亲在京城生活。王念孙自幼聪慧无比,八岁读完了十三经,喜欢历史,对发生在故去朝代的典故了如指掌。父亲王定国给他提出的经学史学方面的难题,都难不倒他,王念孙几乎到了有问必答,侃侃而谈的水平,以至于一般水平的私塾先生都教不了这个孩子。身为吏部尚书的王定国又忙于公务和应酬,无暇顾及儿子,这样王定国就找到了戴震,把戴震接进了尚书府。
       戴震进入王府后,并没有按照一般私塾先生那样从三字经,或者四书五经开始教学,而是直接从四书五经背后的考证故事开始教学,引发了王念孙的佩服和好奇,激发出了极大的兴趣和热情。戴震趁热打铁教授了文字学、声韵学、训诂学等当时尖端的考证知识和方法,使王念孙迅速成长为一名优秀的学者和考证学家。
       正所谓名师出高徒,王念孙跟随戴震学习,掌握了考证学立场和方法,学到了了皖派的真传。王念孙运用皖派以求声求古义,以古声释古字,从假借字以求本字的方法,取得了令人膽目的成就。《广雅疏证》改正了《广雅》中的错字、漏字和衍字等错误,对于中国古代训诂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王念孙还对《淮南子?内篇》进行了校勘,发现了错误之处多达九百多条,再用归纳法进行了归类,得出了六十二类常见错误,这成为了王念孙考证古书谬误的基本范式和方法,显示出王念孙精湛的校勘功夫。王念孙对《尔雅》、《淮南子》的训诂考证方法对后世具有指导意义,总结出的范式和规律甚至超过了老师戴震。
       1776年王念孙的儿子王引之出生了,在这个书香门第中,王念孙亲自指导儿子的学习,对儿子王引之自幼进行了严格的文字、训诂学训练。从学习小学入手,传授了 以古音求古义的方法。二十五岁时,王引之就著有《经义释词》和《经义述闻》两部著作,收虚字160多个,被学术界誉为数千年误解,今得明矣。成为了学术界第一流的文字学家,并被后人称赞为三代醇儒,高邮二王。三代醇儒是从王定国开始算起,聘请大学问家戴震入府教学,培养出了儿子王念孙,把一个公子王孙培养成为了大学者,改换了门风。  高邮二王是指大学问家王念孙又培养出了儿子王引之,二王均为当时最有学问的考证专家,高邮是王家的老家江苏省髙邮县。三代醇儒与高邮二王的引路人是戴震,戴震创立的皖派考证方法在这个王氏家族中得到了发扬光大。
       结论:清代中叶的考据学是汉学、实学和朴学的代名词,其实质是对宋明理学的超越和是回归经世致用、文以载道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提出了 实事求是的口号,提倡埋头学术的作风,是后来的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清道夫和挺近新时代的进军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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