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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话扬州》案与《川行琐记》事件的对比研究

作者:2014-09-28 22:58:00阅读:文章来源:青年记者
事件回溯
       《闲话扬州》一书由上海中华书局印行于 1934 年,为时任江苏省教育厅编审室主任的易君左所作。该书大致可以分为三部分。扬州人的生活是此书的第二章。在此章中易君左写道:全国的妓女好像是由扬州包办,实则扬州的妓女也未见得比旁的地方高明……在扬州看不到顶好的姑娘,这是一个什么原因呢?大概因为好的多出门,留下的就不见怎样高明了。类似的表述在文中还有不少。此书因此引发扬州籍人士的不满,上海与扬州两地分别组建究易团。究易团以丑化风土、侮辱人格为由提出诉讼。第一次庭审未宣判,第二次庭审前当事双方接受调解并达成一致 :易君左公开道歉 ;赔偿名誉损失,交由扬州办公益事业 ;中华书局销毁《闲话扬州》一书,停止发行。第二次庭审在此基础上宣判。
       《川行琐记》事件始于 1936 年,争议缘于陈衡哲在《新评论报》上发表的《川行琐记》三则。1936 年 6 月,南京《新民报》以收到川籍人士的抗议来稿为由,对《川行琐记(二)》进行转载并加以批评,称《川行琐记(二)》一文批评川人保守与落后,有歧视川地与妇女的嫌疑。成都地方报纸如《新新新闻》、《独立评论》、《新晚报》和《复兴日报》先后参与进来,舆论发酵并对陈形成压力。后有人提议诉诸法律,并呼吁各县妇女协会、女学生参加诉讼。次年,迫于压力 , 陈衡哲携丈夫离开四川,但批评之声未止。
对比研究
       首先,两起事件的起因皆是著述中的表达。既然源于表达,又需对表达是否失当进行甄别,就应存在一个在最大范围内被公众与社会认可的标准或边界。两起事件中,作者皆有表达失当的嫌疑。但以原书(文章)中的文字与写作意旨来看,两位作者有着一些共同之处。二人写作的初衷都是针砭时弊,更深层次上是源于对国家、民族命运的忧虑,对民众的劣根性与社会上的不良风气提出批评,恰恰是这些批评招致了被描述者的不满。在两起事件中,判断表达是否恰当的标准并不明晰,当时的相关法律规定不尽完善 ;社会上没有较为统一的判断标准 ;公众也对此类表达缺乏宽容与理解。
       其次,涉事主体的身份都较为特殊。《闲话扬州》一书最早是由上海中华书局的两名扬州人士暗中将刚印刷完毕的书籍带给他们的帮会头子,进而由该帮会头子组织、策划对易君左的抗议举措。《川行琐记》最早由南京《新晚报》转载并加以批评。实际上,《川行琐记》一文只是充当了时任四川大学校长任鸿隽(陈衡哲的丈夫)与四川军阀之间矛盾爆发的导火索。现在看来,尽管《闲话扬州》案的最早发起人更为清晰和确定,但两起事件中,涉事主体的身份都比较特殊,他们的较量也都充满了实力对比与利益博弈。
       再次,两起事件的发展过程差异巨大。《闲话扬州》案由帮会头子联络扬州当地的知名人士出面组织究易团对易君左与上海中华书局提起控诉。易君左在此之前曾委托周佛海、洪友兰进行调节,但效果不佳。后陈果夫与王柏龄的会晤与调解促成了这起案件的二审宣判。 《川行琐记》事件集中于报纸这个舆论的主战场 , 数家报纸加入其中。批评的对象也从陈的文章而延伸至陈的私生活及个人品质等方面,其中不乏对陈个人品质的揣测、怀疑和恶意中伤。在该年 7 月,陈衡哲与其丈夫离开四川,批评之声并未因此停止。
       最后,在两起事件的发展过程中,两地报纸的反应有着显著的不同。在《闲话扬州》案中,扬州当地极少有报纸跟踪关注该事件,只是在该案判决后,才有数家报纸对该案进行评述。在《川行琐记》事件中,报纸,尤其是四川成都的报纸,在对陈的批判中扮演了主要角色。按照可获取的文献进行推测,二者相较,《闲话扬州》案当时的影响更大,更为引人注目,但该案却鲜有报纸跟进报道,报端争议与民间舆论并不同步。
启 示
       对两起事件的对比研究,可以对当代关涉表达的著述与争议事件有所启示,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表达是意见与态度的展示,是社会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为减少争议与诉讼,表达的法律边界应当尽可能明晰、确定。法律应严格区分正当表达与侮辱、诽谤等不当表达的界限。尤其在新媒体时代,因表达的成本低廉,可到达的倾听者众多,社会与公众对判断表达是否失当的标准或边界有着更为迫切的要求。现今关于表达边界的争论时常有之,表达的边界应该是不断发展的。对现有的法律文本进行审视,裁判表达是否适当的标准依然有细化的必要。
       在表达涉讼时,积极的调解与斡旋是可取的。采取调解手段,可以规避诉讼,节省时间、精力与司法资源 ;如调解失败进入诉讼程序,在诉讼过程中采取积极的态度并进行实事求是的辩护是十分必要的。
       关涉表达的争议中,逃避与沉默是消极的处理方式,更容易招致误解。在强调法治精神的当代,争议事件中涉事个体的发声与应对是十分关键的。真理或正确的见解隐藏于争议之中,真理愈辩愈明。从这个角度讲,涉事个体的参与,无论是个人对表达内容的重新组织、阐释还是对不同见解与主张的反驳,都是十分重要的。
       争议事件发展过程中应特别注意争议或舆论的走向,应密切关注并严格限制由对表达内容的争议转向针对涉事个体的媒介暴力,尤其是占据优势的舆论群体对个体的暴力,特别注意针对表达内容的争议与媒介暴力的区别,谨防群体压力与媒介暴力对涉事主体的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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