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嬗变及其意义: (1978—1989)改革开放与中国的对越政策的解读

作者:2014-09-28 22:56:00阅读:文章来源:红河学院学报
       1978-1989年是中国调整国内发展战略并推行改革开放的最初十年,也是中国对越政策缓慢调整和转变的十年。在这十年间,中越关系主要围绕着柬埔寨危机展开,经历了从急速恶化到边界战争再到缓和的发展过程,同时也为1990年代初中越关系正常化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和基础。虽然从一般性的双边关系分期来看,这一阶段中越之间还处于对峙状态,但是从中国对越政策的基本和指导思想来看,则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中国领导人的决策出发点从冷战格局下的全球战略层面转向了地区主义和区域发展,这与中国国内改革开放的进程及其内在要求密不可分,也是后冷战时期乃至今日中国对越政策的缘起与滥觞。
一 70年代末中国对越政策的主要特征
       20世纪70年代末期,中国与越南的关系已经从昔日同志加兄弟的亲密无间急速地滑向了战争边缘。中国方面在公开媒体和外交场合多次指责越南应当对双边关系的恶化负主要责任,但是客观的说,这一时期中越关系的复杂情况还源于历史和现实多方面的因素。虽然中共和越共曾经是为着共产主义在亚洲取得胜利这一共同目标而并肩战斗的革命战友,中国也曾经在第一次和第二次印度支那战争中对越南共产党给予了慷慨的帮助,但是在双方各自取得执政党地位之后,就分别担负着建设民族国家的责任,在相互关系发展中考虑的首要问题必然是如何维护本国人民和政权的利益。所以在1954年为解决印度支那问题而召开的日内瓦和会上,中国没有如北越所期望的那样对统一南北越南的目标和努力给予坚定的支持;而1972年之后,中美关系出现戏剧性的转变并得以改善,中国也相应减少了对越援助,这被越南方面认为是在一定程度上牺牲了中越之间的无产阶级友谊、中国同志背叛了越南的抗美战争。这些都成为越南指摘中国的借口,也成为两国嫌隙渐生的源头。从越南方面来说,自胡志明时代开始就有志于成为印度支那地区首屈一指的强国,能够在地区事务中起主导作用;1975年越南实现南北统一之后,又把实现大印度支那联邦的计划提上了日程,而这显然并不能得到中国的支持和赞同。但若仅仅是这些因素,并不足以导致中越之间的决裂,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还是促使中国在20世纪70年代的对越政策上保持克制与忍让的微妙因素;最终对中越关系和中国的越南政策起到决定性影响的,是中苏关系的持续恶化和越南在中国和苏联之间逐渐偏离谨慎的中立立场而日益公开地倒向苏联,成为苏联在东南亚地区的利益代表。这是彼时将苏联视为国家安全首要威胁的中国所不能接受的。
       越南与苏联关系的不断加强和中越关系的日益紧张是同步发生的过程,而中国方面为了阻止越南进一步靠近苏联,也为了适度地表达自己的不满,有意识地调低了中越关系的亲密度并停止了对越援助以示惩戒。1978年2月,北京拒绝了来访的越南代表团的要求,并重申以后不会再提供任何援助;同年5月,又取消了21个对越援建项目。但是惩罚政策收到了与预期相反的效果:在中国停止援助之后,越南迅速加入了由苏联牵头的、面向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互助委员会,公开地站到了苏联一方。1978年11月3日,越南又与苏联签订了具有军事同盟性质的《苏越友好合作条约》,这一分水岭事件促使中国决定把对越南惩罚性的外交政策升级为直接的军事打击;12月25日,越南在苏联的支持下出兵入侵柬埔寨,在短期内就占领了其首都金边,颠覆了民主柬埔寨政权,引发了柬埔寨危机,这进一步坚定了中国对越南采取军事行动的决心。在中国决策层看来,对越采取强硬的政策并不单纯是为了解决双边关系的问题,更是为了避免苏联的力量借助越南进入中南半岛,形成对中国的南北合围,直接威胁中国的安全;同时也为了阻止被称为社会帝国主义的苏联完成在东南亚地区的军事部署,以打乱其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战略扩张的步伐。打击越南就是遏制苏联在东南亚地区的扩张,而拉拢越南就是分化苏联阵营的力量。这一时期,中国的对越政策明显地受到大国关系——尤其是中苏关系——的影响,其出发点和着眼点都集中于构建国际反苏统一战线的全球战略层面,服务于一条线的总体目标,带有鲜明的冷战色彩。
二 改革开放与对越政策的内在冲突
       在反苏反霸的指导思想下,中国于1979年2月17日发动了对越边境战争,虽然主要的军事行动于3月16日宣告结束,但是中越边境的小范围武装冲突却持续了若干年。中国官方把这次战争定性为自卫反击战,但其真正的目的却在于:(1)从战术上分散越南的兵力,减轻柬埔寨战场上各派抗越武装的压力,阻挠越南吞并柬埔寨,以促使柬埔寨危机朝着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2)从战略上向苏联和越南表明中国的决心,警告苏联如果在东南亚地区进一步扩张势力——无论以何种形式——中国绝不会袖手旁观,而是要让它付出沉重的代价。除了直接的军事打击之外,中国还联合东盟在国际社会中为柬埔寨政权争取同情者,谴责越南与苏联勾结在东南亚地区的霸权主义扩张行径,尽可能的孤立越南、向越南施加外交压力,以迫使其在尽快从柬埔寨撤离军队的问题上做出让步。这些直接针对越南的军事和外交手段,归根结底还是要通过打击越南来打击苏联在东南亚地区的势力扩张,但是这一时期中国国内发展战略的调整却决定了服务于反苏大战略的对越政策在新的时期无法长久的持续下去。
       这主要是由于中国的外交政策具有典型的内向型特征, 受国内政治影响、为国内发展战略服务的特点较为明显,而1978年开启的对内改革和1982年正式确定的对外开放又对中国外交政策的总体目标和效果提出了新的要求。首先,中国领导人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做出了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决定,这就意味着外交的首要任务是维持和平的环境和维护基本的国家安全,在中国周边杜绝任何形式的战争以及战争威胁,为国内的经济与社会发展创造必要的外部条件。其次,在国内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必须要下决心缩减军费、减少战斗人员、把现有的人力和物力集中用于经济建设。这包含着两方面的意思,除了如前所述,不使现实的外部威胁扰乱建设的进程之外,还要求决策者对国际局势和自身安全环境做出切合实际的判断,不使对形势的误判造成过分的军事投入和资源浪费。其三,是要努力争取中国进行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外援和有利条件,使其他国家发展的经验和技术成果为我所用,这就要求中国放弃基于意识形态的敌我斗争思路,转而与所有国家建立或恢复正常的关系,重新界定国家利益,在国家利益的指引下发展广泛的、和平友好的对外关系。
       新要求的核心词汇是和平环境,邓小平早在1977年就提到了和平环境之于中国的重要性:我们历来声明我们需要一个和平环境,起码我们希望二十三年不打仗,二十三年就是到二十世纪末。那时,我们要达到一个先进水平,不说超过,至少赶上、接近世界当时的水平。1980年1月16日,邓小平又在中共中央召集的干部会议上做了主题为《目前的形势和任务》的重要讲话,论述了改革开放时代国内的现代化建设与对外发展和平外交关系的统一,再次强调了和平环境的重要性:全部重要工作的核心……是现代化建设。这是我们解决国际问题、国内问题的最主要的条件。一切决定于我们自己的事情干得好不好。我们在国际事务中起的作用的大小,要看我们自己建设成就的大小……我们的对外政策,就本国来说,是要寻求一个和平的环境来实现四个现代化……这不仅是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也是符合世界人民利益的一件大事。也正是在这次讲话中,邓小平提出应该以新的形式,即以经济发展的形式来进行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斗争,社会主义的优越性首先要表现在经济发展的速度和效果方面,而国家经济实力的强大,不仅能够有助于在国际社会中更加坚定的推行反霸权的目标和政策,而且能够有效地延缓战争的爆发,以争取更长时间的和平局面,这是一个良性的循环。
       但是,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期,中国实行的以反苏为核心目标、以惩罚和对抗为主要特征、以在柬埔寨问题上的军事和政治斗争为主要内容的对越政策,在双边、地区和国际社会三个层面上都与中国改革开放的内在要求有所冲突。1.从双边关系层面来看,越南作为紧邻中国西南边陲的印支强国,对中国地缘安全环境的影响至关重要。中越对抗的局面和中越关系的紧张状态一日不得到改善,中国就一日不能真正获得国内发展所需要的和平稳定的环境,也就一日不能解除改革开放的后顾之忧。事实上,改革开放初期西南边境地区各省市与其他沿海城市相比发展较为缓慢,除了政策和地理因素的差别之外,还有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中越边境的武装对峙局面长期存在,在安全问题没有解决的情况下,发展无从谈起。2.从地区层面来看,以中越关系为核心的柬埔寨危机成为破坏东南亚地区稳定局面的首要问题,而中越关系又是这一地区未来发展的最大变数。如果中越双方都继续坚持对抗的立场而不肯妥协,那么柬埔寨问题的持续恶化最终会引来大国干涉,将再次把东南亚地区变成冷战短兵相接的前沿阵地。这种悲观的前景不仅与东盟国家致力于恢复东南亚地区的和平与中立、以区域联合为依托发展经济的长远战略相违背,而且与中国与改革开放的内在要求背道而驰:中国的改革开放同样也需要借助于毗邻的东南亚区域,以获得经济起飞所必须的资金、技术、原材料和商品市场——而这一目标只有在中越和解并以此为基础实现东南亚地区长久和平的前提下才能成为现实。3.从国际社会层面看,只要中国的对越政策还坚持以反苏为核心、坚持使中越关系服务于或服从于反苏的大战略,就需要在国际社会中寻找盟友和打击敌人,以巩固中国在对越关系中的立场。这种敌我阵营泾渭分明的斗争思路,与改革开放所要求的普遍合作、和平独立的对外关系显然是完全不同的两条路径。
       改革开放的内在要求与对越政策的及其效果之间的偏差与分歧,预示着中国对越政策的调整和中越关系的变化。但是这种变化和调整的出现需要一个过程以等待各方条件的成熟。
三 变化与调整:回归地区主义和服务国内建设
       中国对越政策调整的根本动力在于满足改革开放的内在需求,而内部时机的成熟则取决于两个基本的事实:(1)决策层对于战争与和平问题的思考与再判断;(2)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的最终确立。
       在改革开放之前的较长一段时期内,中国领导人对国际局势的基本看法受到冷战大背景的影响,认为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对世界霸权的争夺最终会导致战争,此前的联苏反美战略和联美反苏的战略都建立在这一判断的基础上。但是自1970年代末期开始,邓小平作为新一代的领导核心,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判断开始发生改变。他认为有可能在一定的时期内争取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为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争取到有利的时间窗口;之后,随着世界局势的发展,这个一定的时期被不断延长,中国领导人对未来和平的看法也越来越乐观;到1984年之后,决策层对于战争不可避免的看法发生了本质的变化,认为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已经超过了战争力量的增长,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中国完全可以在争取和平的前提下,集中精力一心一意地抓现代化建设。在这一基础上,外交政策的目标和关注的重点得以从安全问题转移到发展问题上,外交政策的基本思路也从斗争和对抗转向了开放与合作;中国在发展双边和多边外交关系时,也超越了此前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观点,突破了自中共开始经营对外关系以来就遵循的敌友划分的思维框架,放弃了以某国划线的外交战略,开始推行不依附于任何大国集团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在外交决策的指导思想中清除了反苏的僵化原则,就意味着中越之间的关系不再被强制服务于大国关系,而是从两国现实和未来的利益与地区事务的具体情况出发;中国对越政策的考虑也从中美苏大三角的全球战略的层面回归到了地区主义和地缘政治的层面。
       而中国最终确立外向型经济发展的模式,也使得对越政策调整的必要性被进一步强化。中国领导人在改革开放初期经过对东欧经验和亚洲经验的考察与比较,最终选择了更适合中国国情与经济发展预期的日本模式。而日本模式的核心特征就在于依托地区资源、发展政府统筹管理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对海外资金与市场有大规模的需求。80年代初,中国国内改革开放起步之时,日本的经济发展模式已经在东亚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并且形成了以日本为首、以亚洲四小龙为第二梯队、以东盟(除新加坡外的)成员国为第三梯队的、层次清晰的雁行区域经济分工体系,而且区域间的贸易关系和人员流动也凭借着日益一体化的分工体系和产品市场而逐渐发展起来,东亚和东南亚地区成为当时国际社会中就经济增长来说最具有活力的地区之一。中国加入这一雁阵,使得日本模式在亚洲更广泛的范围内得以推行;以此为起点,区域因素——尤其是东南亚的区域因素——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作用和特殊重要性日益凸显出来。依托于地区发展、充分利用地区现有的条件,是中国在1980年代中期乃至之后十数年间既立足于现实又规划合理的选择。这就促使中国必须调整对越南的政策,改善中越关系,以消除东南亚地区和平与稳定的最大隐患,使之服务于中国国内发展战略与改革开放的需要。
       在内部条件成熟的前提下,外部条件的变化也为中国对越政策调整提供了适当的历史契机。首先是中苏关系的松动和苏联方面在柬埔寨问题上态度的改变。1986年7月,戈尔巴乔夫在海参崴发表讲话时表示:柬埔寨问题是东南亚的地区问题,同东南亚的其他问题一样,解决柬埔寨问题取决于中越关系正常化。这明确显示了苏联不会再在此问题上支持越南方面的军事行动,也不再充当越南方面的后盾和保护伞,柬埔寨问题就此成为东南亚的区域性问题,为中国围绕这一问题调整对越政策提供了较大的转圜余地。其次是越南内部的政局变化。1986年7月,越南党政领导人黎笋因病逝世;12月,历来与其持不同政治观点的阮文灵出任越共中央总书记,随后开始着手大幅度调整内外政策。就阮文灵本人来说,他在此前的工作中曾多次秘密访华,与中国领导人有过直接接触,对中国抱有友好的感情;就越南方面的客观情况来说,长期的战争重创了国内经济,急需调整政策以挽救严峻的局势。越南在对外政策的变化直接表现为谋求通过政治途径解决柬埔寨问题和改善对华关系:一方面,它提出要逐步从柬埔寨撤出军队,主张以政治方式促进危机的解决;另一方面,越共中央于1987年1月召开了六届五中全会,删除了党章和宪法中涉及到反华的有关内容,重新肯定了中国对越南的支持和援助。为中国对越政策转变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这一阶段中国对越政策缓慢的调整与变化虽然以回归地区主义为基本特征、以服务于改革开放为首要原则,但是由于柬埔寨问题仍然是此时中越关系中的核心问题,因此调整的具体内容也直接表现为中方在柬埔寨问题上立场和态度的转变。1986年3月17日,西哈努克在北京宣布了民柬联合政府政治解决柬埔寨危机的八点建议,建议的核心内容集中在两个方面,即:呼吁越南分阶段撤军和组建包括韩桑林政权在内的四方联合政府。中国同意了这一建议,并专门发表声明予以支持,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这是柬埔寨问题发展过程中的关键性事件,也是中国对越南政策的转折点,表明中国在印度支那问题上缓和了对越南的立场,将中越关系与中苏关系剥离,转而在地区国家合作的框架内促成柬埔寨问题的政治解决和对越政策的调整。虽然这一时段中越关系仍然处于非正常的状态,边境冲突还时有发生,但是双方都开始考虑政策上某种松动的可能性,而中国方面对越政策的指导思想更是从反苏的大战略转移到了稳定南疆和东南亚地区局势、为国内经济建设提供良好的周边环境的现实考虑上。
四 通向正常化之路:柬埔寨问题的政治解决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开始调整对越南的政策到90年代初中越关系实现正常化,这期间还有现实的障碍需要跨越,即:通过各方合作妥善地解决柬埔寨问题,实现中南半岛的非军事化。对于中国来说,既然对越政策调整的根本宗旨是为了服务于国内的改革开放,那么中越关系中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与两国直接相关的地区冲突问题,这不仅是导致中越双边关系破裂的直接原因,更是关系到双方地缘政治安全和区域稳定发展的关键性因素。
       中国方面坚持要把柬埔寨问题的政治解决作为中国与越南关系回归正常化的先决条件。 1987年1月越南副外长丁儒廉突然访问北京并开启中越关系缓和的进程之时,中国方面就表示要先讨论越南从柬埔寨撤军以及柬埔寨的战后重建问题,指出中越关系的改善应当是柬埔寨问题解决之后水到渠成之事。1989年1月16日到17日,中越双方代表在北京就柬埔寨问题和中越关系正常化进行磋商,双方讨论的重点集中在柬埔寨问题的解决途径上并达成了初步成果:(1)在越南从柬埔寨撤军问题上,越方重申了根据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的框架文件,最迟于1989年9月从柬埔寨撤出全部越南军队;(2)在停止外界对柬埔寨各方的援助、保证柬埔寨的中立地位、实行国际监督和提供国际保证等方面,双方均不持异议。中越双方意见的主要分歧在于越南撤军后如何保证柬埔寨国内的和平。 中国方面主张在过渡时期应当成立以西哈努克为首、包括韩桑林政权在内的四方联合政府,同时减少和冻结各派军队,建立统一的国防军。而越南方面则坚持这一问题应由柬埔寨各方讨论解决,不应成为中越双方磋商的议题之一。
       相对于中国关注柬埔寨问题的解决,越南方面更关心两国关系正常化和实质性改善。越南方面多次提出的政治接触与外交磋商都以此为直接目的,并提出了具体的建议,包括双方停止敌对宣传、停止在边界地区的敌对行动等。1989年初,越南副外长丁儒廉在与中国外长钱其琛的会谈中表示,集中力量搞经济建设,这是越南的长远战略。而中国方面坚持认为,首先解决柬埔寨问题,才是为中越关系的正常化创造必要的条件,并在会谈中重申有关柬埔寨问题的一些基本方面如果得到解决,中越关系的改善和正常化将是自然的结果。针对越南方面在柬埔寨问题上推脱责任的态度,中方认为:柬埔寨的内部问题,当然应该在没有外来干涉的情况下,由柬埔寨四方自己解决。但作为当事国的越南以及与柬埔寨问题有直接关系的苏联、中国、泰国,对此应当承担责任,尤其是越南,更应持积极和建设性的态度。
       1989年10月7日,邓小平在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总书记兼正副部长会议主席凯山•丰威汉时,也托他转告越南领导人:我们从来认为中越最终是要改善关系的。但有一个条件,就是越南必须从柬埔寨干干净净、彻彻底底撤军; 柬埔寨问题解决后中越关系可以恢复,以便结束过去、展望未来。在中国方面的不懈努力和坚持下,同时在国际环境发生变化,苏联颓势已显、冷战接近尾声的大背景下,越南最终接受了中国的立场,将尽快解决柬埔寨问题和中越关系正常化捆绑起来考虑,柬埔寨问题的政治解决成为中越双方迈向关系正常化的必由之路。
       1990年9月初,越共中央总书记阮文灵和部长会议主席杜梅、越共中央顾问范文同秘密抵达四川成都,同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和国务院总理李鹏举行了高层会晤。 中方在这次会晤中再次强调了柬埔寨问题对于中越关系正常化的重要意义,称:越柬军事冲突导致中越关系恶化的重要原因,只有柬埔寨问题获得公正合理的解决,中越关系才能恢复正常。双方在承认联合国安理会制定的框架文件的前提下,就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包括越南从柬埔寨撤离全部军队和撤军后柬埔寨的临时权力机构的组成方式等内容)取得了重要共识。成都会谈的结果迅速被传达给参加柬埔寨四方非正式会晤的代表,中越双方也分别做了相应的说服和解释工作,柬各方在此基础上协调了立场,做出了适当的妥协,推动了最终协议的达成。
       柬埔寨问题政治解决方案的初步商定,使得东南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成为可以预期的前景,这不仅为中越关系的正常化铺平了道路,更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的发展扫清了周边环境方面的现实障碍。
结语 改革开放时代中国外交的周边战略
       从1978年到1989年的十几年间,虽然中越关系仍然处于对抗的非正常状态,但是中国对越南的政策却发生了缓慢的变化和调整,调整的根本原因在于国内进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需要,调整的特点在于政策制定的出发点从全球战略的层面回归到地区层面、原则由服从于大国关系转向服务于经济建设。虽然印度支那地区的柬埔寨问题贯穿1980年代中越关系发展的始终,使得中国对越政策具有鲜明的地区特征和针对性,但是考察这一政策嬗变的过程,则不难发现其具有两点普遍的意义:其一,作为对邻国的外交政策,中国对越政策与中国对周边其他国家的政策一样,其直接目的都是为国内建设争取一个和平稳定的地缘环境,以使经济社会的发展不受安全问题的干扰;其二,作为服务于改革开放的政策调整,其着眼点和目标设定都体现出了区域的重要性;中国在进行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新时期,无论是借鉴成功的经验、发挥后发优势推动经济发展,还是建立良好的对外关系、疏通对外联系的渠道,以使国内国外两个市场和两部分资源为我所用,都需要重视亚太地区的发展对于中国自身发展的基础性作用。这不仅是冷战后中国对越南政策的起源和立足点,也是1989年中国首次确定立足亚太,稳定周边的外交原则背后的基本考虑;进入二十一世纪后,我国的外交总体布局又提出周边是首要的观点,其核心目的也无出以上两点。
       当前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和完善,已经进入了需要在各个方面深化发展的新时期;中国由于自身实力的上升和承担的国际责任的增加,在对外关系的发展上也步入了一个全新的时期,遇到各种新的问题和新的机遇;尤以西南地区为代表,东南亚地区整合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使得中国与越南、缅甸、泰国等周边国家的经济政治交流与合作不断深入,双边或多边关系中各种新生事物和新的合作方式正可谓乱花渐欲迷人眼,考验着中国驾驭和把握周边关系的能力。但是,只要国内改革开放的大战略没有改变,那么中国在处理与周边国家关系、制定对周边国家政策时,所遵循的两个基本点——和平环境与地区主义——就也不会有本质的改变,在此基础上才能进一步讨论立足周边、面向世界的外交战略。这是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对越南政策调整给我们的启示,也是过往的历史赋予我们的解读现实的一把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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