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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时期节俭风气盛行述论

作者:2014-09-26 15:25:00阅读:文章来源:《沧桑》

  家训是中国古代家族内部长辈对晚辈进行家庭教育的文字记录,是前者向后者传播立志修身、为人处世、居家治生、经世安邦等思想准则或行为要求的规范或训诫。魏晋时期,家训取得了长足发展,一大批家训名篇问世,在训诫主体、家训内容、文体形式方面呈现许多新特点,不得不予以重视。节俭是儒家倡导的伦理道德之一。魏晋儒学虽受到冲击,但儒家思想中的核心价值观仍发挥着重要作用,再加上当时特殊的政治经济形势的影响,使节俭观念十分流行,这在当时的家训中也有所体现。

  一、日常节俭

  建安、黄初年间称节俭之世,尚俭之风自上而下兴起,作为统治者的曹操,其节俭观念践行得较为彻底。

  史载曹操雅性节俭,不好华丽,后宫衣不锦绣,侍御履不二采,帷帐屏风,坏则补纳,茵蓐取温,无有缘饰。在《内诫令》中曹操以自身尚俭的实例告诫家人务必勤俭朴素,对吃、穿、用各方面都做了严格规定。他言及日常所用之物时说:孤不好鲜饰严具,所用杂新皮韦笥,以黄韦缘中。遇乱无韦笥,乃作方竹严具,以帛衣粗布作裹,此孤平常之所用也。严具,即用来盛放梳蓖、毛刷等日常生活用具的小箱子。曹操所用严具由新旧皮掺杂制成,遇到战乱没有严具的时候,就用竹子编成方盒,外用粗布包裹以代替。至于衣被之物,曹操亦节俭非常。《内诫令》说:吾衣被皆十岁也,岁解浣补纳之耳。即便在患病之时,曹操厉行节俭的决心仍未动摇,他在《内诫令》中说:孤有逆气病,常储水卧头,以铜器盛,臭恶。前以银作小方器,人不解,谓孤喜银物,令以木作。逆气病是内气上冲引起的头疼病,曹操常年为此病所困,只有在床头置水并常常用冷水浸头才会缓解疼痛。起初他用铜质的盆,放久了会产生铜臭之气,后换成银质水盆,又怕别人说他喜好银器,于是干脆换成木盆。曹操在家训中以自身亲身经历实践节俭的承诺,以此为子女做出表率。

  除自我约束外,曹操对家人日常生活的要求也十分严格。在《内诫令》中,他对熏香做出了规定:昔天下初定,吾便禁家内不得熏香。然而后诸女配国家,因此得烧香,曹操对此表示非常悔恨,于是令复禁不得烧香,其所藏衣,香著身亦不得。如果房屋不洁,就用焚烧廉价的枫胶及蕙香来代替熏香。当时,屋内熏香和以香著身是上流社会的生活习尚,文人士大夫竞相标榜,曹操却以其违背朴素之道加以禁止。曹操临终前,在《遗令》中规定死后余香可分于诸夫人……诸舍中无所为者,可学作组履卖也……吾余衣裘,可别为一藏,不能者,兄弟可共分之。对熏香、遗物等如此细小的日常生活用品都做出分配说明,可见曹操的尚俭观念是切实具体并终身贯彻到底的。

  由于曹操极力提倡,节俭观念在曹魏宫中深入人心,形成了勤俭节约的朴素之风。曹操夫人卞氏常说:居处当务节俭,不当望赏赐,念自佚也……吾事武帝四五十年,行俭日久,不能自变为奢。魏明帝时,尚书卫觊曾上书劝谏明帝厉行节俭时说:武皇帝之时,后宫食不过一肉,衣不用锦绣,茵蓐不缘饰,器物无丹漆,用能平定天下,遗福子孙,此皆陛下之所亲览也。可见曹操的尚俭举措在当时收到了良好效果,并成为后代景仰和遵行的典范。

  魏晋时期,不仅帝王,士大夫阶层的家训诫言中也多重节俭。

  曹魏大臣王昶为人谦诚、素尚节俭。嘉平元年,太傅司马懿诛灭曹爽集团后,向大臣询问政治得失。王昶陈治略五事,提出欲绝侈靡,务崇节俭的主张。王昶将务崇节俭作为政治追求,在家族中,王昶同样常以节俭教诫子弟。其《家诫》曰:积而不能散,则有鄙吝之累,积而好奢,则有骄上之罪。王昶将厉行节俭作为善于治家的要素之一,认为积累财富却又奢侈浪费是引发祸害的根源。但王昶不一味拘泥于单纯的过度节俭,认为若财富不能适当流通,同样会导致诸多问题,这种观点认识在当时来看非常可贵。曹魏散骑常侍卞兰曾作《座右铭》告诫子孙戒骄奢淫逸:重阶连栋,必浊汝真。金宝满堂,将乱汝神。厚味来秧,艳色危身。来高反坠,务厚更贫。意在警示后人日常生活中不要贪图雕梁画栋之室和金玉珍宝之财,尤其指出不要贪图口腹之欲、沉迷美色,并将诫言上升到哲理层面,强调居高必坠,过度追求奢侈必将导致贫困。晋名士杜夷学问渊博、性情活淡,虽生于世家大族,却不尚豪奢,杜夷在《遗命》中告诫子孙厉行节俭时说:吾少不出身,顷虽见羁录,冠寫之饰,未尝加身。杜夷年幼时生活困难,之后虽然步入仕途,生活状况改善,但在日常生活中却不尚奢侈,从不穿华丽之服。

  二、丧葬节俭

  厚葬一直是中国传统丧葬文化的主流。灵魂不灭的观念早在原始社会时期已经产生,事死如事生也为世所公认。两汉时期,随着中央集权的发展与巩固,统治者以孝治天下,再加上当时自上而下的鬼神迷信,导致厚葬之风盛行。然到了魏晋,儒家所倡导的孝道逐渐虚伪化,孝成为统治者治理天下的工具和门阀世族用以粉饰、自保的外衣,以孝道作为理论支柱的厚葬也成了士族博取功名的手段,因而受到人们的反感。加上社会环境的变化、统治者的提倡,薄葬在官方和民间盛行开来。

  汉代厚葬的一个重要表现是从葬之物丰厚,珠玉珍宝、金钱财物、饮食器具、乐器兵器,不一而足,凡生人所用之器,无不可为从葬之器云。然而魏晋家训中对于从葬之物的要求则极为俭薄。如曹操在《题识送终衣奁》中规定:随时以敛,金珥珠玉铜铁之物,一不得送。曹丕《终制》规定:无施苇炭,无藏金银铜铁,一以瓦器,合古涂车、刍灵之义。棺但漆际会三过,饭含无以珠玉,无施珠襦玉匣诸愚俗所为也。这里,曹丕将厚葬视为愚俗,体现了他对传统礼法的反叛。魏司徒韩暨认为前代送终过制,失之过甚,他的《临终遗言》总结前代厚葬弊端,警示子孙敛以时服,葬以土藏,穿毕便葬,送以瓦器,慎勿有增益。西晋宣帝司马懿遗令:殓以时服,不设明器。王祥《训子孙遗令》要求:气绝但洗手足,不烦沐浴,勿缠尸,皆浣故衣,随时所服。所赐山玄玉佩、卫氏玉、绶笥皆勿以敛。西晋名将羊枯临终前遗令不得以南城侯印入枢。东晋依西晋旧制,丧葬也都从简。《晋书·礼中》载:江左初,元、明崇俭,且百度草创,山陵奉终,省约备矣。如晋明帝司马昭遗命丧葬:一遵先度,务从简约,劳众崇饰,皆勿为也。

  坟墓尤为汉代人所重,墓上起坟种树成为定制。除帝王权贵,富人也竞以此标榜。崔宴《政论》云:古者墓而不坟,文武之兆与平底齐,今豪民之坟已千坊矣。与此相反,魏晋时期的家训则更多倡导不封不树。曹操《终令》云:古之葬者,必居瘠薄之地。其规西门豹祠西原上为寿陵,因高为基,不封不树。曹植《终制》则效法古代帝王圣贤:昔尧葬谷林,通树之,禹葬会稽,农不易亩,故葬乎山林,则合乎山林。封树之制,非上古也,吾无取焉。寿陵因山为体,无为封树,无立寝殿、造园邑、通神道。魏大臣王观不畏权势,曾公开反对过辅政大将军曹爽的奢侈作风。他在《遗令》中规定:葬足容棺,不设明器,不封不树。蜀诸葛亮也遗命葬汉中定军山,因山为坟。西晋宣帝司马懿预作终制要求:于首阳山为土葬,不坟不树。

  在葬期和葬地的选择上,两汉有择吉时、吉地而葬的风俗。自死至葬,停殡时间最短的七天,最长的五百多天。魏晋时期这种风气为之一变,晋谏议大夫庾峻《遗救子眠》要求朝卒暮殡,幅巾布衣,葬不择日。皇甫谧也说:吾欲朝死夕葬,夕死朝葬。人们不再考虑葬日吉凶,从而导致葬期大大缩短。择吉地而葬的习俗,在汉代深为帝王、士大夫甚至平民百姓所接受。《水经注·渭水》载:汉成帝建始二年,造延陵为初陵。以为非吉,于霸曲亭南更营之。《后汉书·袁安传》也记载了袁安早年为葬父访求吉地一事。与之不同的是,魏晋时人不再讲求葬地吉凶,更重以自然为本、因地而葬。如曹操在《终令》中以古之葬者,必居瘠薄之地为依据,规定在西门豹祠西原上选葬地,依山而建,不封不树。这也体现了时人对礼法传统的摒弃以及任性放达的生命观的形成。

  三、俭以养德

  在中国传统社会,修德是加强自身修养的重要方面。儒家倡导温良恭俭让,节俭被纳入儒家五德的道德准则之中,魏晋时期,虽然儒学独尊地位被打破,但通过崇俭抑奢来达到持身修德的目的仍是世所公认的信条。魏大司农桓范《政要论·节欲》云:修身治国之要,莫大于节欲……历观有家有国,其得之也,莫不阶于俭约;其失之也,莫不由于奢侈。俭者节欲,奢者放情。放情者危,节欲者安。吴将陆景《诫盈》曰:富贵荣势,本非祸始,而多以凶终者,持之失德,守之背道,道德丧而身随之矣。这些言论都强调节俭对个人品德的养成作用。

  在当时的家训中,诸葛亮明确提出: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认为厉行节俭是培养德行的重要手段,只有在日常行为中处处履行节俭的理念,才能通过实践影响认识,从而在内心达到淡泊、宁静的状态,即其所言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这种宁静的状态是奢靡、放诞的生活方式难以达到的,慆慢则不能励精,险躁则不能治性。而中和、内敛、不偏不倚的态度正是这种修身自持、以俭养德的表现。如诸葛亮诫子注意饮酒适度时说:夫酒之设,合礼致情,适体归性,礼终而退。"如果主人酒兴未尽的话,作为宾客就要注意收敛、适可而止,可以致醉,无致迷乱,强调不要奢靡、放纵,要保持内心的清醒和理性。中山王曹衮俗尚俭约,不以身份地位高贵而骄奢放纵。常教令妻妾亲自从事纺织,学习持家之事。他在《令世子》中告诫世子道:汝幼少,未闻义方,早为人君,但知荣,不知苦。不知苦,必将以骄奢为失也。并叮嘱:嗟尔小子,慎修乃身。曹衮告诫世子学会忆苦思甜,体会艰苦生活,避免骄奢淫逸,以厉行节俭来达到修身的目的。王昶《家诫》不但将崇俭抑奢作为治家之要,更将其作为修身养德的重要内容,在论及财富积散的辩证关系时,他认为俭奢过度都是不合时宜的,甚者会陷入大者破家,小者辱身的忧患境地。王昶在家诫中将奢侈浪费作为家庭衰败、德行败坏的重要原因,警告子孙要崇俭抑奢、适度而行,以防德败辱身。

  四、结语

  魏晋家训中的节俭观念十分丰富,无论是在日常生活、丧葬习俗还是道德的养成上,都以厉行简约为准则,节俭以避免国亡、家败、身辱的观念深入人心。魏晋时期家训中节俭观念的盛行,除了历史上崇俭抑奢观念的影响外,更多的与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有关。

  汉末以来,军阀割据,战乱不休。魏晋时期政治局势更加动荡不安,加之水、旱、蝗、疫等自然灾害频繁,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百姓流离,甚至出现百里无烟,城邑空虚,道殣相望的凄惨景象。面对萧条的社会现实,人们不得不提倡节俭。尚俭也成了统治者稳定政治局势、恢复发展生产的重要举措。丧葬观念方面,盗墓的盛行导致薄葬蔚然成风。魏文帝曹丕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厚葬之害:丧乱以来,汉氏诸陵无不发掘,至乃烧取金缕玉匣,骸骨并尽,是焚如之刑也,岂不重痛哉?祸由乎厚葬封树,不亦明乎?与此同时,以曹操为代表的出身寒族的统治者摆脱了世家大族严格的礼法传统,更容易进行社会风气的变革。统治者倡节俭,上行下效,使魏晋社会各阶层节俭之风日笃。正如曹魏夏侯玄说:夫上之化下,犹风之靡草。朴素之教兴于本朝,则弥侈之心自消于下矣。此外,魏晋玄学兴起,佛道大盛,人们的生死观念更趋向自然、洒脱,超越了繁文缛节的礼法束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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